今天，穿梭在眉山的大街小巷，看到无处不在的竹元素，便能发觉竹文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抹底色。

眉山境内，岷江两旁、公园、山川，一丛丛翠竹迎风婆娑，似在廉语。它们曾经给这里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饶，其所蕴含的秉性与气节，更是滋养着一代代眉州官员。今天，穿梭在眉山的大街小巷，看到无处不在的竹元素，便能发觉竹文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抹底色。

东坡故里，竹贤济济

竹具有清高、中直、坚韧的性格，这在从眉山走出去的清官廉吏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宋时期这里就出了一位令皇帝头疼的谏官孙抃。至和元年（1054年），宋仁宗的温成皇后出葬，欲用刘沆做监护使。御史中丞孙抃上奏说，刘沆身为宰相，不当为后妃护葬丧事。当时有人建议为皇后建陵立庙，以孙抃为首的官员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是违反礼仪。孙抃与人争论不休，却得不到认同，便伏地不起。仁宗脸色骤然大变，把他遣走。

对于朝中不合理之事，孙抃向来直言不讳。御史请求罢免宰相梁适，皇帝不听。孙抃上奏说：“梁适当宰相，上不能公正地处理国事，下不能专心教诲子弟。谏官已上奏数次，未见朝廷准奏，若不罢去梁适，无法平息舆论。”宰相陈执中的侍婢被宠妾张氏鞭笞致死，法官要将张氏关入监狱搜取佐证，陈执中不肯放人，皇帝下令不必追究。孙抃又与同僚请求讨论，奏疏送上去十次，终于使梁适、陈执中都被罢免。

苏轼的“第二故乡”青神县也走出过一位性格颇为刚直的官员陈希亮。陈希亮和包拯是同时代的清官模范，令贪官污吏谈之色变，避之不及，时人誉之为“白面青天”。苏轼在《陈公弼传》中评价陈希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

陈希亮在担任开封府的司录司事一职时，正赶上外戚沈元吉依仗皇亲贵胄的身份，横行汴京，骄纵不法。陈希亮遂将沈元吉缉拿归案。出人意料的是，沈元吉早就听闻陈希亮的威名，堂审期间自己受惊倒地身亡。沈家人告御状，皇帝下诏追责，陈希亮独自揽过责任，曰：“杀此贼者独我耳！”

对于这位“为政严而不残”的清官良吏，苏轼由衷地感到钦佩。在与友人聊天时，苏轼对陈希亮的吏能也是推崇备至：“吾蜀前辈有吏能者，唯何圣从、陈公弼二人而已。”

在历史的长河中，竹文化已经融入血液，流淌在眉山人的体内。而从眉山走出去的官员携带着竹子的那股直劲，使得他们成为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移民之城，群英荟萃

在两宋319年间，眉山籍贯（仅限宋时眉山县）的进士，便有909名之多。宋仁宗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有学者将这种文士泉涌的现象称之为“眉山现象”。

出现“眉山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原因则是唐、五代北方向西蜀的移民运动。正是因为北方移民大量徙蜀，带来了黄河流域的新文化，与蜀中文化迸发出更有生命张力的文化。历史统计表明，眉州在四川各州中接纳移民最多。极具包容性的眉山容许北方文化与巴蜀本土文化相交融，在此扎根开花结果。移民的后裔大放异彩，使得眉山从一个默默无闻之地成为庙堂之上不可忽视的人才阵地和文化中心。

北宋著名谏臣田锡的祖上，自京兆（今西安）迁到洪雅。田锡幼时即聪颖过人，年少时求学于县城西北五里的修文山中，未及而立便扬名蜀中，洪雅附近的峨眉县令杨徽之、犍为县令宋白与他结为忘年交，诗文唱和引为高山流水，并为之延誉。在今天罗坝镇南约5公里的阿吒山上，有田锡启蒙读书之处，被宋真宗赐名“科甲名山”。昔日田锡读书时的读书楼遗址、洗墨池、乳泉仍保存完好。

雍熙元年（984年）五月，田锡尚在睦州（今浙江淳安附近），由于乾元殿、文明殿遭到雷击，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火灾，宋太宗下诏“访求说直，以规已失”。田锡闻诏，于八月上疏，对时政及太宗皇帝的一些行为提出异议。田锡对太宗朝令夕改、舍近谋远、自我陶醉等行为，毫不掩饰地给予了批评，再次提出要使台谏近臣各举其职，并强调选人择贤要才尽其用、用之不疑。田锡同时又是一位革陈推新者，他在诗文上一除弥漫着五代十国的萎靡之风，可以说影响到了后来同样在写作上创新的“三苏”。咸平六年（1004年），田锡病逝，苏轼为其撰写《奏议序》，称颂他为“古之遗直也”。

被毛泽东誉为“千古一人”的南宋名臣虞允文也是移民的后代。其远祖、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为余姚人。虞世南十世孙虞殷为避黄巢之乱入蜀，为仁寿郡守。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文官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犒师于采石，指挥三军大破金军，使南宋转危为安。乾道八年（1172年），为掩人耳目，宋孝宗让虞允文再任四川宣抚使，蓄备兵力，准备再度北伐。虞允文回川后，看见军队补给很差，立即捐赠个人俸禄作为补贴，部下有人送他内藏金器的附子和内杂珍珠的酒酿，他坚决不收，并加以训诫。虞允文在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筹划北伐事宜，以图光复中原，可惜最终积劳成疾，淳熙元年（1174年）病卒，终年64岁。?

虞允文逝后第四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负责守墓。如今虞允文墓仍完好无损地卧于仁寿县虞丞乡丞相村西，由宋氏子孙看守。已是鲐背之年的宋氏第十三代守墓人宋克成告诉记者，守墓是个清贫活路，但他谨记“宋氏不绝，守墓不止”的祖训，虞允文的爱国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清廉报国，忠孝传家

岷江流出了眉山的沃野千里，也淘出了一方士人“君子如水”的高贵品格。他们以“水”载道，建构了仁厚的自然哲学与自得、自适、自持的人生境界。他们的德行经过岁月沉淀，演化为救世济民的世家之风。

宋代以前，东汉时期犍为郡武阳县（今彭山区）的张氏家族是家风传承的典范。东汉官员张纲是汉留侯张良的七世孙，也是蜀汉将军张翼的曾祖父，而其父亲张皓和爷爷张胤均为东汉官员。张氏族人严守家规家训，强调崇文重教、忠孝廉洁。《后汉书》记载，张纲“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

广陵贼寇张婴等数万人曾在扬州、徐州作乱长达十余年，朝廷却一直束手无策。御史张纲因在朝廷直谏不渝，得罪了外戚梁冀。梁冀遂把平定叛贼的任务交给张纲，欲借叛贼手铲除异己。岂料张纲到任后亲自登门拜访张婴，询问他们的疾苦，同时以利害祸福晓谕张婴。张婴深受感动，次日便率领部众万余人到官府投诚。张纲宽仁待之，设宴庆贺，将其部属遣散，劝他们回家种田，又给张婴选择住处，划给田产。

公元143年，到广陵上任仅一年的张纲在任上去世，年仅36岁。张婴率五百余人穿戴丧服，背负黄土，一步一泪，为太守堆砌坟墓。当天，百姓老幼相携，到太守府哀悼的人不计其数。自张纲染疾以来，当地官员、父老百姓都为他祷告求福，人人痛心疾首：“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

张纲忠，李密孝。西晋初年，李密写完《陈情表》一年后，其祖母刘氏去世。李密在家守孝两年后，任河南温县县令，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见称。当时中山储王司马睦每过温县，必苛求供给，勒索钱财，当地百姓以此为患。李密上书据理力争，以刘邦过沛县一毫莫取的事例来反衬储王的不知廉耻。司马睦听后自是羞愧难当，只好收敛，“自后诸王过，不敢有烦”。

到了清朝，丹棱望族彭氏的家风堪称后世楷模。文学家彭端淑便出自彭氏一族，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简阳市）判官，以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正二品）。彭万昆在临终时嘱咐子孙们要牢记“惟忠惟孝，克俭克勤”这条家训，代代相传，不可忘记。

深受先辈的影响，正直、朴实和爱民的情怀一直为彭端淑身体力行。和张纲一样，彭端淑的“忠”也体现在关心百姓疾苦上。在广东肇罗道任职期间，遇积案三千余件，彭端淑便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到一个月，全部案结，同僚和百姓无不惊佩，称他为“神明”。此外，他为官清慎干练，每次外出办公“事竣即归，不受府、州、县丝毫馈送”。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从《为学》一文可知，彭端淑在为官、为学、为人上始终如一。他所倡导的崇实黜浮、知难而进的为学精神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复苏有开山之功。

进能兼济天下，退而闲云野鹤，这是儒释道文化最具生命张力的实践，在眉山官员身上，这种特性尤为明显。辞官归乡后，彭端淑隐于成都白鹤堂，在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前身）教书育人，并担任主讲、院长长达20年，为四川培养了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的李调元以及张翯、钟文韫等大量人才。